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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参见齐延平：《自由大宪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185页。

更为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见该书的这一节，即从欲望到需要。进入专题： 大宪章 宪政 制度变迁 。

实际上，不仅仅对于宪政制度，而且即使对于任何一项已经远远超出其社会背景、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制度，（不断）重复的意义还在于将它们之间有脱节情况。而在秦汉转型成功之时，也已经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在近代以来的转型，根据唐德刚先生的观点，如果能够在2040年转型成功就已经足够幸运[30]。《大宪章》则在这方面提出了要求，而且是一个新要求。研究方向：宪政制度、司法制度与诉讼法理论。相反，却具有了远离原来均衡的倾斜[25]。

简而言之，《大宪章》被不断重复。[26]  【美】朱迪斯·M·本内特 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杨宁 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这种宪法理论研究可以称之为政治教义宪法学。

由于主流政治观念无法接受司法机关做出合宪性判断的制度模式，宪法学界的理论主张主要还是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选择合适的切入点推进宪法监督。参见李龙、周叶中：《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此外，当时一些主流宪法学家兼具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比如张友渔、王叔文等。因此，改革过程中的法治建设的整体思路采取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韩大元：《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分析与反思》，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5期。三、评析与展望 与之前的几部宪法相比较，八二宪法在四个方面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立法权。

自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在保持现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格局不变的前提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内部特设机构）来监督宪法实施的思路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肯认。[7]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这种方法论的转型是宪法法律实施的必然要求。整体来看，现有的法律制度仍缺乏一种从宪法层面对法律体系的合宪性和正当性进行统合的优化机制，因此如何对法律体系进行宪法性控制是全国人大发挥宪法监督职能的一个紧迫课题。

三十年来，宪法学理论研究也间接地影响着主流宪法观念的变化，进而影响着宪法制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实践问题导向的宪法理论研究将成为主流。童之伟等：《法学界对议行合一的反思与再评价》，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24]《王汉斌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中国的宪法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基本理论体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一个重大的理念变化，就是对所谓议行合一原则的反思。

这种政治话语的逐渐发展，在为宪法的法律化实施提供政治理论支持的同时也将为宪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一种较为明确的政治坐标。[18]王玉明：《议行合一不是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载《政法论坛》1989年第4期。

1999年3月1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说明》指出，有些修改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解决。虽然在1999年宪法修改时这些观点没有被采纳，但是在2004年宪法修改时被采纳。三十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主流政治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与此相关的宪法学方法论和基础理论体系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目前，有关基本权利法解释学的研究成果已经颇具规模。这种变化的原因可以追溯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政治领域极左思潮的结束，执政党提出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要求：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完全专注于宪法背后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可能会使宪法学研究在方法论上重新返回过去的宏大叙事而脱离其实践品格，或者过于关注宪法背后的意识形态从而被政治内卷化（involution）。

[8]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宪法学的方法，大多数宪法学者认为，宪法学应当具有独立于其他临近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的方法。苏谦：《也谈法律的继承性》，载《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

我国宪法学的方法曾长期受到苏联宪法的影响，早期的宪法学体系明显地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学科的机械性延伸，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国体、政体、阶级、革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用语。因此，近年来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宪法如何在一般部门法领域发生规范效力，并结合具体的案件或者事例在一般法律问题中寻求宪法实施的迂回路径。

监督宪法实施，解释宪法的权力。此外，从历次宪法修改的草案说明中，也可以看出政治修辞运用更加趋于谨慎，概念表述尽量不带感情色彩成为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所谓议行合一是指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合二为一，制定法律的机关同时负责执行法律。因此，宪法学者在宪法起草、全民讨论和宣传过程中的功能不是研究问题，而是普及宪法知识，宣传解释宪法背后的政治原理。（二）基本范畴与理念的变迁 宪法学方法的变迁决定了宪法学范畴体系的发展。2004年3月1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进一步重申了有的（修改建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

因此，立法更多的是对改革成果的法律确认。五四宪法制定后，人民日报的标题是《首都人民热烈欢呼宪法的通过》，新华社的消息题目是《北京、上海等城市广大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公布》。

[2]特别是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后制定的宪法，往往需要对一些事实进行宣告和确认，通过以宪法规范确认事实的方式来寻求政权的历史正当性。二、宪法基础理论的发展 与上述主流宪法观念的变化同步，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宪法学理论研究也出现了繁荣发展的趋势。

宪法实施三十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法律系统相对于政治系统的独立性已经逐渐显现。持论平稳的学者更趋向于以实践问题为导向，以法学方法为根本方法，同时引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围绕宪法规范来寻求对中国宪法现实具有解释力的宪法学说。

宪法学研究中参考借鉴国外的宪法理论和制度实践成为近年来宪法学研究一个重要特征。审查和批准计划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李鹏在2001年法制宣传日的讲话中曾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来源于宪法，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不得超越宪法。2004年宪法修改时，新华社的新闻标题是《从宪法修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受到这种思路的影响，我国的宪法学理论曾将国体、政体等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1993年3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必须进行修改的加以修改……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

随着法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法学逐渐成为一门具有独特方法的学科，而独立的范畴体系也是形成独立学科品格的重要标志。八二宪法颁布以来，国家公权力研究也产生了价值立场的变化。

但是这种主张并未被主流政治观念所接受，特别是由司法机关来决定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正当性，与中国宪法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合。当然，受制于中国的政治和法治现实，单纯的逻辑分析和宪法条文释义不足以解释和解决现实中出现的宪法问题，引人其他学科的知识特别是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来强化宪法论证也是必需的。